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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近日，国内知名文学平台晋江文学城以“疑似含有挑动对立情绪的内容”“严禁使用非经汉语权威机构承认的生造字词或短语（如“老天奶”）”为由锁定热门女性向小说《女主对此感到厌烦》。此帖一发，舆论迅速发酵，大规模用户集体开票以示抗议。
晋江或许未曾想到会一则公告中的一句表述，会引发如此广泛的不满。然而，只要稍微将目光放在社交媒体上便可发现，近几年出现了不少所谓的“生造字”或创新表述：从“老天奶”到“金主妈妈”，从“忮忌”到“他爹的”，女性们创造了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新词汇，并自发地将其用于生活中。而当问题已经逐渐从要不要改变成为什么改的时候，女性改写语言，到底在争什么？
01 从中国到法国，女性的改词尝试
不同改词行动背后的逻辑各有不同，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老天奶”替代“老天爷”，“金主妈妈”替代“金主爸爸”，为的是挑战权威位置的默认性别；第二类，以“她们”替代“他们”，是指出女性在语言里的隐形；第三类，将原有的带有辱女性质的表述，镜像反转为针对另一性别，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将脏话里的侮辱载体由女性镜像成男性，如以“他爹的”替代“他妈的”，又或者从字形出发，将带负面情绪或贬义的词与女字旁解绑，如以“忮忌”替代“嫉妒”。这一行动也逐渐产生了更多影响，比如暖暖系列游戏文案中便出现了“忮忌”一词。
这样的“争夺”不是中国独有，也并非始于今日。《大西洋》杂志的编辑研究员安娜贝尔·蒂姆西特（Annabelle Timsit）在《推动法语实现性别中立的运动：改变语言结构能提升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吗？》中以法语为例指出，“法语的代词、名词和形容词都有阴阳性的词形变化，很多表示职业的名词甚至没有阴性形式，为表性别区分仅在冠词上作变化，比如，男部长称le ministre，女部长则称la ministre。”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部分行业的女性劳动力比例较低。
伴随着战争爆发，工业革命展开，越来越多的女性劳动力或被动或主动进入各岗位，“比如担任烟囱清理工和工厂劳工。表示这些职业的名词此前通常只有阳性形式，而在这之后则增加了对应的阴性形式。”语言是现实生活与社会思维的映照，那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改写了语言，是否能够改写现实与思维？
反对者认为这种行为太小题大做，对此，弱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认为，语言影响思维。研究者发现，语言在空间方位（如某些语言只用东南西北，不用左右）、时间表征和性别感知上，确实显著改变了大脑的处理路径。
让我们回到法国的例子，在头衔、职能或职业等领域出现了作性别区分的阴性词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在法语语境下，当指代一个性别不明的人，或者一个既有男又有女的群体时，法律和正式文书默认会使用阳性复数，这也被称为阳性统辖。法国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曾公开表示，“阳性是一种中性形式，应用于可能适用于男女双方的词汇。”这与中文语境下“他们”的使用方法类似。
然而，阳性真的是一种中性形式吗？心理学家Gygax等人（2008, 2021）的多项实验显示，当人们阅读包含通用阳性词（如英语的men，法语的musiciens）的句子时，大脑会自动联想到男性形象。即便后续信息指出群体中包含女性，大脑也会出现明显的“处理延迟”。
在漫长的探索中，性别公正语言（Gender-Fair Language, GFL）应运而生，旨在在教育下一代时使用性别包容用语以淡化差异。以近年来法国的包容性书写（l’écriture inclusive）为例，其核心提倡为，在书写中同时写出阴阳性，并用分隔号隔开。再如结合“ils和elles”创造出的新中性词“iels”。
尽管这一倡导遭到法国政府的抵制，称其“没有必要”“会增加青少年阅读和书写的难度”，但近两年已有研究表明，法语性别公平形式在提高女性代表性方面有效，同时对阅读处理成本的影响有限或相对有限。亦有研究指出，将招聘广告中的男性化偏见词汇替换为中性或包容性词汇，显著增加了女性以及非典型男性（指不符合传统男性刻板印象的男性）的申请率。
02 当“他妈的”变成“他爹的”
如果说包容性写作尚且是一种温和的反抗，那么语言镜像则更激进且更具有争议性的。Megalia（韩语：메갈리아）是2015-2017年活跃于韩国的女性主义在线社区，旨在通过镜像策略（将仇女言论性别对调）反击网络性骚扰和性别歧视。例如，将贬低女性的“泡菜女”镜像为贬低男性的“韩男虫”。这些激烈的声音迅速破圈，但在不断发酵的争议下，该社区于2017年关闭。
在法国，抨击的重心集中在对词源学上，女性主义者质疑为何某些表示赞美的阳性词变阴性后就成了侮辱，而他们回击的方式便是对传统法式脏话进行结构性重组，例如宣扬口号“On est toutes des filles de putes!”（我们都是妓女的女儿！），亦或重组为Fils de Patriarcat（父权制之子），将其转化为攻击父权体系的表达。
在中文互联网世界，类似的语言镜像行为引发了一些用户的不满。反对者认为，将“他妈的”改成“他爹的”，不仅无法说服那些原本意识不到性别不平等的群众，甚至会引发其更强大的逆反心理。同时，这种以毒攻毒的方式并未脱离以羞辱血缘亲属达到羞辱本人的父权制逻辑，无法实现解构父权制的目的。
这背后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何众人在原先的辱骂词性转之后，才反驳说过于激烈？为何人们默认说“老天爷”“金主爸爸”是被允许的，而“爸根的”“他爹的”却会让人感到荒谬？仅仅是因为前者是大家习惯了的表述，而后者是“非经汉语权威机构承认的生造字词或短语”吗？
这些追问的答案恰恰反映了镜像策略的目的：它通过制造“认知失调”，迫使使用者意识到语言中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可以说这是语言领域的性别“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即通过语言变形、非寻常视角或叙事结构重组，打破日常感知的自动化惯性，使熟悉事物变得新奇，进而延长感知过程。
晋江事件中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其有没有权力去管理平台和封禁小说，而在于其运用权力将一个价值判断问题（这个词好不好）包装成了技术判断（这个词合不合规范）。正如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话学》中所说，意识形态最有效的运作方式，是把历史性的、人为的选择，呈现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权威机构”设定的技术标准，也是特定时代权力关系的产物。现行的阳性统辖规则并非在法语诞生之初便存在。在17世纪之前，就近原则（accord de proximité）是法语的通行用法。17世纪的语法学家和学术院共同确立了阳性统辖的规范。语法学家尼古拉·博泽（Nicolas Beauzée）在1767年的《通用语法》中写道：“男性被认为比女性更高贵，因为男性优于女性。”而法国的权威正字法机构，法兰西公学院，在编纂第一版词典时排除了部分表示女性从事有声望职业的词汇。
语言是一种公共资源，而一方单方面宣布某个词“不合规”，其实是在对公共资源进行私人圈地。反过来，正因为语言是一种公共资源，弱者才有可能以此为武器，进而传递自己的主张。
在《弱者的武器：农民反馈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Resistance）一书中，詹姆斯·斯科特主张，农民的行动通常是隐蔽的、无组织的。在这种背景下，斯科特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民的日常反抗，包括嘲笑、讽刺、磨洋工等等细小的、日常的方式。这些反抗并非微不足道，“犹如无数的珊瑚虫形成了杂乱无章的珊瑚礁，无数个体的不服从与逃避行为也形成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堡礁……当国家的航船搁浅在礁石上时，人们通常仅仅关注船隻失事本身；他们没有注意到，正是大量微不足道的行为才是造成失事的原因。”
译林出版社 2007-01
改词，是“弱者的武器”之一。无论是非洲族裔从被动接受的Colored和Negro转为称呼自己为Black和African American，还是Queer从一个带有侮辱意味的词（怪胎）转变为兼具包容性与政治抗争性的学术身份术语，不同群体通过重新界定词语，划定并强化了自身身份认同的边界。
而女性群体的改词实践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性别不平等早已深深嵌入语言系统之中，忽视乃至贬低女性的词汇在日常语言里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女性改词涉及的表达数量更多，范围也更广，在修改每个小小的词语的时候，也是在尝试拿回语言的定义，他们不该被稳固地掌握在任何一方手里。
